图像政治

约翰·塔格1988年的摄影理论著作，用福柯的权力/知识框架分析摄影档案如何服务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，提出「纸币隐喻」说明照片的证据效力来自机构赋权而非自身。

福柯的核心概念，经塔格和塞库拉引入摄影理论。「话语」指生产知识的权力网络，「档案」指视觉分类控制系统。二者共同解释了摄影如何服务于社会权力的建构与维持。

克里斯托弗·菲利普斯1982年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分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oMA）摄影部如何通过制度化运作将摄影纳入「艺术」范畴，批判这一过程对摄影「灵光」的人为建构。

道格拉斯·克林普1979年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为其1977年策划的「图像」展览提供理论阐释，宣告「图像一代」的到来，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摄影批评话语的确立。

米尼翁·尼克松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以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分析摄影图像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，探讨摄影如何参与观看主体的自我认同过程。

克雷格·欧文斯1978年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以「像中像」（en abyme）结构分析摄影图像的自我指涉性与无限再现逻辑，是《十月》早期摄影理论的代表文本。

哈尔·福斯特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分析德国艺术家托马斯·迪曼德将新闻图像还原为纸板模型再行拍摄的创作方式，探讨这种「去真实化」策略如何重新审视摄影的纪录性与媒体图像的政治功能。

约翰·塔格与艾伦·塞库拉从权力与话语的角度分析摄影的社会功能，揭示摄影档案背后的制度性权力关系，是当代摄影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。

后摄影理论从数字技术革命出发，讨论摄影的指示性和证据性是否在数字时代终结，以及在图像可被任意生成和修改的语境下，摄影本体论和伦理需要如何重新建立。

阿比盖尔·所罗门—戈多发表于《十月》的论文，重新审视法国摄影先驱纳达尔与19世纪相术学（physiognomy）之间的关系，分析摄影在建构「可读面孔」的知识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阿里埃拉·阿祖莱2008年的摄影政治哲学著作，提出「摄影公民契约」概念，认为摄影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为摄影师、被摄者和观众建立了政治责任的纽带，观看照片是一项政治义务。

阿里埃拉·阿祖莱在《摄影的公民契约》（2008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：摄影在快门按下的瞬间，于摄影师、被摄者和未来观众之间建立了一份政治责任的不成文契约。

由霍安·丰特库韦塔等人提出，指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时代传统胶片摄影逻辑（记录、存档、真相）的根本瓦解。在「图像狂怒」的过剩状态下，摄影师应转变为图像生态学家。

以色列学者阿里埃拉·阿祖莱提出'摄影的公民契约'理论，将摄影视为构建新型公民关系与共同政治空间的潜在场域，挑战主权国家对摄影伦理的垄断性解释。